第52章 汉武帝的崛起
汉景帝再次启用了宁成，并让他担任中尉一职。宁成以严厉残酷著称，手段甚至比郅都还要狠辣。他之前曾担任过济南都尉，那时百姓对他怨声载道，十分痛恨。而且，从品性道德上来说，他也远远比不上郅都的忠诚和清廉。然而，偏偏汉景帝却认为宁成是个有能力的官吏，让他负责掌管刑法政务。这确实是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各有差异。从汉景帝发布的诏令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要求加重审理，这是汉景帝在位的第五年所下的诏令。汉景帝在后元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令，强调在审理案件时要尽量从宽处理，可以说他在诏令中把仁爱和道义都讲到了极致。但遗憾的是，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，实际上他的行为与诏令中的说法并不相符。就在后元元年的下一年，他又发布了一道诏令，告诫官员们要恪尽职守，勤勉工作。而在后元三年的诏令中，他则劝勉百姓从事农业生产，种植桑树，并禁止开采黄金和珠玉等贵重物品。然而，这些诏令未必能被臣民们真心遵从，全国上下也难以形成统一的风气。由此可见，汉景帝的行为远远比不上他的父亲汉文帝，史上将文景两代皇帝并称，确实有些名不副实。不过，汉景帝在位期间确实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没有太大的变革和动荡，还算得上是在遵守成规方面做得不错。到了他在位的后三年的正月，汉景帝突然生了病，结果就这样去世了，享年四十八岁，他在位的时间总共有十六年。在他临终前发布的遗诏中，他赐给诸侯王和列侯每人四匹马，赐给二千石品级的官员每人二斤黄金，赐给每户百姓一百钱。此外，他还下令把宫中的宫女们放回家去，并且规定她们以后永远都不再需要服役，这是汉景帝为百姓留下的深厚恩德。
太子刘彻继承了皇位，那时他刚满十六岁，这位便是后来那位喜好炫耀武功、想要与秦始皇相媲美的汉武帝。他尊称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，尊称皇后王氏为皇太后，为先帝追赠庙号为孝景皇帝，并将先帝安葬在阳陵。在武帝还没有登上皇位之前，他已经娶了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作为妃子，现在他成为了天子，自然就册封陈氏为皇后。这样一来，陈阿娇总算是实现了她“金屋藏娇”的美好愿望。接着，汉武帝又尊称皇太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，并且连臧儿所生的两个儿子田蚡和田胜，也都赐予了尊贵的爵位。田蚡被封为武安侯，田胜被封为周阳侯。要知道，臧儿已经改嫁到了田家，与王氏家族已经没有了关系。那么，田家的这两个儿子怎么能够没有立下功劳就被封为侯爵呢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汉武帝并不完全遵循祖宗传下来的制度。至于朝廷中的丞相、御史等官员，暂时还是让他们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，没过多久，新的一年就开始了，也就是要改换年号了。按照惯例，新皇帝在继承皇位后，通常会在先帝去世后就改换年号，称为“元年”，然后逐年递增，即使过上一百年，也不会出现多次改换年号的情况。然而，从文帝时期开始，因为文帝误信了一种说法，认为新埋设的日晷（一种古代计时仪器）能够再次准确指示正午，于是开创了二次改换年号的先例。到了景帝时期，他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迷信或者传统的影响，反而想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权威，所以干脆就改了三次年号。因此，史学家为了方便区分，就将这些年号分别称为“前元”、“中元”和“后元”。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，按照老规矩换了新的年号，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后来竟然换了十多次年号。朝廷里的官员们为了讨好皇帝，就拐弯抹角地说改年号应该顺应上天降下的吉祥征兆，得用吉祥的名称来记年。所以，从汉武帝第一次改年号开始，就接连不断地用了好多个不同的年号。第一个年号叫做“建元”，不过这个是汉武帝在元鼎三年时才新定的，然后他还从这一年开始，往前追溯，给之前的每一年都加上了对应的年号。后人根据史书编写的时候，就把汉武帝的第一年称为“建元元年”。各位要知道，年号这个制度，就是汉武帝开创的，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纪念，后来还成了固定的规矩。在这特意提一下这个开始，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。
汉武帝非常爱读书，对文学有着深厚的兴趣。他一登上皇位，就立即发布了一道诏书，命令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郡守以及诸侯相等官员，推荐那些品德高尚、正直无私、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。于是，来自广川的董仲舒、菑川的公孙弘、会稽的严助，以及其他各地有名的儒生，都被选中，一同被召集到都城来，人数大约有上百人。汉武帝把这些人都召进宫里，亲自出题考察他们，问题主要都是关于帝王治理国家的要害之处。这些应对考试的士子们，都全神贯注地思考，然后提笔写成文章。大约过了三五个时辰，他们按照顺序交上了自己的答卷，然后陆续离开了考场。汉武帝一篇接一篇地仔细阅读这些答卷，但大多数都没有让他特别满意。直到他翻看到董仲舒的答卷时，发现里面详细论述了天人感应的道理，阐述得既全面又深入，总共有好几千字。汉武帝当即就拍手叫好，称赞这是一篇难得的奇文。原来，董仲舒从小就研读《春秋》，并且颇有心得。在景帝时期，他就已经被列为博士，讲学的时候，他挂上帷帐，专心讲授，眼睛从不看园圃，一心一意沉浸在学问中。又过了三年多，他的学问更加深厚。因此，远近的学子们都把他当作经学方面的老师来尊敬。到了这次应召到朝廷参加对策考试的时候，董仲舒正好有机会将他一生的学识展现出来，果然他的才华和见解超越了其他所有儒生，特别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。汉武帝觉得他话里似乎还有未尽之意，于是又多次出题进一步询问他。董仲舒也一次次地详细回答，都是援引《春秋》的经典理论，回归到儒家的核心思想。这些对策被世人称为“天人三策”，一直流传至今，被人们传颂。在这虽然没有时间抄录全部内容，但记得最后一篇尤为重要，主要是董仲舒请求汉武帝推崇孔子，排除其他的不同学说。大致意思是说：
我听说，天是万物的始祖，因此它广泛地包容着万物，没有任何区别地对待它们。圣人效仿天道来建立人间的法则，也是普遍地施予爱心而毫无偏私。春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季节，仁爱则是君主用来关爱百姓的方式；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季节，德政则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手段；霜冻是上天用来肃杀万物的现象，刑罚则是君主用来惩罚犯罪的工具。因此，孔子创作了《春秋》这部史书，向上探求天道的规律，向下考察人间的事情，记录诸侯国家的过失，以及灾害异变的情况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人所做的事情，无论美好还是丑恶到了极点，都会与天地相通，产生相应的反应。这也只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罢了。
上天所下的命令，我们称之为“命”，但这个“命”如果没有圣人来推行，就无法得到实现。人的本质纯朴无邪，我们称之为“性”，但这个“性”如果没有教化来培养，就无法得以完善。人的需求和欲望，我们称之为“情”，但这个“情”如果没有制度来约束，就无法得到节制。因此，古代的帝王，对上会谨慎地承接天意，来顺应天命；对下则致力于阐明教化百姓，以成就他们的天性。他们会端正法制的适宜性，区分上下的次序，来防止欲望的泛滥。做好这三方面，治国的根本原则就确立了。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生命，本来就超然地不同于其他生物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天地之间，人的本性最为尊贵。”明白了人的天性，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，然后才能懂得仁义；懂得了仁义，然后才能重视礼节；重视了礼节，然后才能安于行善；安于行善，然后才能乐于遵循事理；乐于遵循事理，这样的人就可以被称为君子了。
我又听说，积累少量的就会逐渐增多，累积微小的就会逐渐变大，所以圣人没有不重视从隐蔽微小处着手以达到显著的。他们通过关注细微之处来达到明察秋毫，从微小之处开始，最终成就显著。因此，尧帝从诸侯的身份起家，舜帝在深山之中兴起，他们都不是在一天之内就显贵起来的，而是逐渐积累、逐渐达成的。话从自己口中说出，就无法再堵塞回去；行为从自身发出，就无法再掩盖。言行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工具，所以能够成就小事的人，才能成就大事；能够谨慎于细微之处的人，才能显著于天下。善行在身上积累，就像太阳一天天升起，光亮逐渐增强，而人们却往往不觉察；恶行在身上积累，就像油脂一天天减少，火焰逐渐熄灭，而人们却往往看不见。这就是唐尧、虞舜能够赢得美名，而夏桀、商纣却令人畏惧、令人哀叹的原因啊。
那种快乐而不放纵，回复而不厌倦的状态，我们称之为“道”。道是万世都不会衰败的，如果出现衰败，那就是因为偏离了道。夏朝崇尚忠诚，商朝崇尚质朴，周朝崇尚文采，这些都是用来纠正衰败的方法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。道的根源出自于天，天没有变化，道也就不会改变。因此，大禹继承舜帝，舜帝继承尧帝，这三位圣人相互传授的，都是坚守同一道，不需要进行纠正。由此看来，在继承治世的时期，所遵循的道是相同的；而在继承乱世的时期，所遵循的道就需要有所改变。现在大汉王朝是在乱世之后建立起来的，因此，如果适当地减少一些周朝的文采，致力于实行夏朝的忠诚之道，或许会更好。
古代的天下与现在的天下，实际上是同一个天下。然而，古代治理得非常好，现在却远远比不上。这其中的差错和衰败为何会如此严重呢？我想，是不是我们在古代的道上有所偏离，或者违背了天的道理呢？天在赋予万物时也是有所分别的，给了牙齿的就不会再给角，给了翅膀的就会减少脚的数量，这是上天赋予的规律，得到大的就不会再得到小的。古代那些享受俸禄的人，不从事体力劳动，不经营工商业，这是与天意相合的。他们身居高位，受到尊宠；家庭温暖，享受厚禄。然而，他们却凭借着富贵之势与百姓争夺利益，百姓又怎么能争得过他们呢？百姓一天天被剥削，穷困到了极点，连死都不怕，又怎么会怕犯罪呢？这就是刑罚繁多，邪恶无法战胜的原因。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，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富，与民争利，导致百姓生活困苦，无法生存，最终只能铤而走险，触犯法律。这样一来，刑罚自然就越来越多，而邪恶也无法被彻底根除。
公仪子担任鲁国的宰相，有一次他回到家中，看到妻子正在织帛。他非常生气，立刻把妻子赶了出去。后来，他在客舍里吃饭，看到桌上有葵菜，又生气地把葵菜拔了出来，说：“我已经享受了国家的俸禄，难道还要剥夺园丁和织女们的利益吗？”那些忙忙碌碌地追求钱财利益，总是担心财物匮乏的人，是平民百姓的想法。而那些忙忙碌碌地追求仁义道德，唯恐不能教化百姓的人，则是士大夫的想法。《易经》中说：“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身居君子的地位，却做出平民百姓的行为，必然会招致祸患。如果身居君子的地位，能够按照君子的行为准则去做，那么除了公仪休在鲁国担任宰相这个例子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。
而且我听说，《春秋》所推崇的大一统思想，是天地间的永恒法则，也是古今通用的道理。然而现在，师承不同，人们的议论各异，百家学说各有其独特的方向，意指和意图各不相同。因此，在朝廷之上无法维持统一的思想，法律制度也多次变更，使得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。我愚钝地认为，那些不属于儒家六艺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和孔子学说的思想体系，都应该被废除，不要让它们与儒家思想并存。只有这样，那些邪恶不正的学说才会消失，然后国家的纲纪才能得到统一，法律制度才能得以明确，百姓也才能知道应该遵循什么。
这篇奏章的内容，恰好迎合了汉武帝内心深处的想法。汉武帝年轻气盛，志向高远，总想着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以震动古今。恰巧董仲舒在对策中的建议，首先强调了兴办教育的重要性，其次提出了寻求贤能之士的建议，最后又阐述了大一统的思想，并请求汉武帝尊崇正道、斥退邪说，确立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。这些建议正是汉武帝心中所想但尚未实现的，也是他首先考虑要推行的政策。因此，这些建议与汉武帝的想法高度契合，汉武帝对此大为赞赏。于是，汉武帝当即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，让他辅佐江都王刘非。汉武帝既然已经对董仲舒表示了赏识，为什么没有把他留在朝廷中重用呢？原来，丞相卫绾得知汉武帝对董仲舒大加赞赏后，立刻揣摩上意，上了一份奏章。他在奏章中提到，各地推荐的贤良之士中，有的人研究申不害、韩非的法家学说，有的人则喜好苏秦、张仪的纵横家言辞。这些学说和言辞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无关，反而可能会扰乱国家的政务。因此，卫绾建议汉武帝将这些人都罢免回家，不再录用。汉武帝当然批准了卫绾的奏章，除了公孙弘、严助等人因为本来就精通儒学而被保留外，其他人都被命令回家，不得再被朝廷录用。卫绾自以为揣测到了汉武帝的心意，认为这样可以得到汉武帝的宠爱，稳固自己的荣耀，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俸禄。然而，他并不知道，汉武帝其实并不看重他，反而因为他只是跟在别人后面随声附和，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，而对他格外鄙视。结果，卫绾的官职没坐热乎，仅仅数月之后，就被汉武帝给罢免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窦婴，他被任命为新的丞相。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，窦太后曾经和汉景帝提起过，希望窦婴能坐上相位。但是，汉景帝对窦婴的评价并不高，他认为窦婴过于自满，心胸狭窄，行为轻率，不适合担任丞相这样重要的职位。因此，尽管窦太后有意提拔，但窦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为丞相。汉武帝其实并没有完全决定要让窦婴当丞相，他心里其实是更想重用田蚡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田蚡的资历和威望还不够，汉武帝担心人们会不服他。再加上窦婴是太皇太后的侄子，而田蚡是皇太后的亲弟弟，从情理上来说，也应该先让窦婴当丞相，然后再轮到田蚡。所以，汉武帝就先让窦婴代替了原来的丞相，同时又特别任命田蚡为太尉。太尉这个官职啊，在以前的时候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又没有。只有周勃和他的儿子，曾经连续当过两任太尉。后来他们升为了丞相，太尉这个官职就被废除了。现在，汉武帝又重新设立了这个官职，并且让田蚡来当。汉武帝重新设立太尉这个官职，很明显是为了给田蚡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。虽然田蚡也曾经读过一些书史，但他的真实才学和见识其实很一般。不过，他性格乖巧，口才特别好，这却是他的长处。自从汉武帝封他为武安侯后，田蚡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所以就广泛地招募宾客和助手，提前做好准备。每次入朝奏对时，他都滔滔不绝，说得头头是道，让人听了很心动。汉武帝也因此被他的言辞所迷惑，错误地认为他的才能非常出众，想要提拔他到更高的职位上。然而，由于这个错误的判断，后来引发了许多麻烦和纷争。田蚡因此变得越发嚣张，甚至开始排挤窦婴等其他官员，最终导致了窦婴的悲惨命运。这些事情，我们后面再详细讲述。
当窦婴和田蚡掌握了朝廷大权之后，他们了解到汉武帝对儒学很感兴趣，因此也不得不开始寻找并尊重那些有名的学者和德高望重的长者。恰好那时候御史大夫直不疑被免去了官职，于是他们两人就共同推荐代国人赵绾来接替这个职位，并且还推荐了兰陵人王臧，汉武帝随后任命王臧为郎中令。赵绾和王臧两人上任之后，就打算按照古代的制度来设立明堂和辟雍（古代帝王用来祭祀、举行典礼和讲学的场所）。汉武帝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于是让他们详细考察古代的制度，然后挑选合适的来实施。接着，赵绾和王臧又一起上奏章，说他们的老师申公一直以来都在深入研究古代的制度，很有学问，应该特别下旨征召他，请他来参与讨论和制定这些制度。这位申公，原本是楚国的老臣，他和白生一起劝谏过楚王，结果却被楚王处罚去负责舂米的苦役。后来，楚王刘戊战败自焚，申公等因为与此事无关，所以罪名得以免除，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申公是鲁国人，他回到家乡后开始招收学生教授学问，尤其重视《诗经》的教育，他的学生大约有上千人。赵绾和王臧都是申公的学生，曾经向申公学习《诗经》，他们深知老师学识渊博，所以特别推荐他。汉武帝早就听说过申公的大名，于是立刻派遣使臣，用舒适的安车（这是一种车轮外包有蒲草以减震的车）载着礼物，包括成捆的丝帛和珍贵的玉璧，去迎接并聘请申公来朝廷任职。
申公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，平时都足不出户。这次听说朝廷的使臣到访，他只好出门迎接。使臣传达了汉武帝的旨意，并呈上了作为礼物的玉帛。申公看到使臣如此恭敬诚恳，实在无法推辞，只好答应前往都城长安。到达长安后，申公面见了汉武帝。汉武帝看到申公气质高雅、风度翩翩，对他格外敬重。于是，汉武帝下令赐座，并向申公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。申公沉稳地回答：
“治理国家不在于说得多漂亮，关键是要看实际行动做得怎么样。”
说完这两句话，他就停了下来，不再多言。汉武帝等了好一阵子，申公却始终没有再多说一句话，似乎那两句话就已经是他的全部意见了。汉武帝心里暗自思量，自己准备了这么丰厚的礼物，这么隆重地迎接他，难道就为了听他这两句话吗？一时间，他感到非常失望，也就不想再继续追问了。于是，汉武帝只任命申公为大中大夫，让他暂时住在鲁国的官邸里，负责妥善商议设立明堂辟雍、改革历法服饰以及皇帝巡视、封禅等礼仪制度。而申公其实早就料到汉武帝年轻气盛，做事往往只凭一时喜好，不太注重实际行动，所以他一开始就只说了那两句话，打算等汉武帝有进一步的问题时再详细回答。之后，见汉武帝没有再继续提问，申公也就起身行礼感谢，然后退出了朝廷。赵绾和王臧把申公接到了鲁国的官邸，向他详细询问关于明堂、辟雍等古代礼仪制度的具体细节，但申公只是微笑着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。赵绾和王臧虽然感到有些奇怪，但心想申公可能是路途遥远，身体疲惫，所以不便立刻详细解答，于是就请申公先休息，打算之后再慢慢讨论这些议题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在朝廷内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阻力。不仅关于设立明堂、辟雍等制度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，而且还因此引发了一场大祸，导致赵绾和王臧两人最终失去了官职，甚至丧命。这真的是因为他们过于冒昧地追求晋升，结果却自取其祸啊。